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三农专家、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原主任陈里博士分享“三治融合走好乡村善治之路”。 陈里博士专注乡村治理工作很多年,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里博士。
陈里(主讲人):
谢谢邓主任和各位同仁放弃宝贵的休假时间来给我捧场。大家都知道,去年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讲座之前,我想分享一本书《定位中国:认清我们的时代和时代中的我们》,很多人认为我们处于千年一遇的大变革时代,中国和全世界都处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时期。我国从1982年到现在出台的二十一个中央一号文件都与农业相关(其中1982年至1986年出台五个,2004年到现在出台十六个),由此可知,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为何将乡村治理提到如此高的地步,这就是我今天讲座的主题。
目前我国乡土社会存在十大转变,即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社会关系由呼吸性向陌生性转变,社会空间由地域性向公共性转变,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社会细胞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社会文化由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转变,社会价值由一元性向多元性转变,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失范性转变,社会治理由权威性向碎片性转变。费孝通作为乡村研究的老前辈,从他开始到八十年代的杜润生,再到现在,有许多专家学者都在研究乡村发展。从这十大转变中可以看出,乡村发展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社会转变中的第七个转变(社会文化由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转变)中的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是由英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提出。农耕文化时期都属于长者向晚辈传输思想和文化(前喻文化)。现在则相反,是由晚辈向长辈传输思想和知识(后喻文化)。同龄人之间的知识和思想传递则属于并喻文化。目前来看,同龄人之间的影响已远超长辈对晚辈的影响。同代人之间相互影响是工业化时代的主要特征。当前所处的时代属于后喻文化时期,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例如最近的电视剧《都挺好》表面看都挺好,其实都不好。我们此次讲座就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面临八个关键性问题:
(1)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2)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3)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4)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提升农民精神风貌;(5)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6)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7)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8)坚持党的领导,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其中第五个关键性问题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五个话题,分别为(1)如何理解“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如何形成有效的“三治载体”;(3)激活基层自治的六大要素;(4)三个乡村治理的创新模式;(5)目前乡村治理中亟待突破的八大难题。


基层党组织全程对生产发展、政策引导、自治管理等工作进行“把脉纠偏”,确保政策不走样、措施不偏激、任务能落实。同时,发挥组织优势,整合政策、项目等资源,按照“党员带头、集体参与”的思路,引领群众合力攻坚。
一批以“党建+”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实体不断壮大,众多以党员为代表的优秀人才不断涌现。
第二条线是把“三治融合”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解决了脱贫攻坚和农村综合治理中的诸多难题。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深入开展扫黑除恶、破小案暖民心等活动,社会风气得到了净化;坚持将新民风建设产业技能培训会、贫困户点评会、道德评议会、先进和后进榜“三会两榜”作为农村综合治理的创新性举措,厚植以“诚孝俭勤和”为主要内容的新民风,用“道德评议”激发群众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通过“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重塑农村传统道德体系;切实修订以“村规民约”为主的各类自治制度,约束了一批违规不违法、犯错不犯罪的群众,社会风气不断好转。
第三条线是把积分管理作为攻坚克难的创新之举。
一方面,从完成脱贫任务入手,厘清脱贫指标,把贫困村、贫困户需要解决的事项形成清单,并对应相应的积分,扶贫干部及贫困户“干什么、怎么干”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从产业发展、自主创业、政策知晓、遵纪守法、家庭卫生等多个方面建立正负清单,对村民尤其是贫困户进行日常行为积分,正清单包含厚道实在、孝敬老人等16个项目,负清单包括消极被动、违约违规等30个项目。将积分在村内醒目位置公示,并强化结果运用。
(3)广东清远三个重心下沉

(7)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规范,发挥作用的“留白”较大。
(8)有的地方“智慧治理”成效不明显,“信息孤岛”有待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