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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enli

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陈里:预防农民犯罪 构建和谐社会

媒体报道
  陈里:预防农民犯罪 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方筱筠  摄像 孟繁杰  制作 郑佳丽 嘉宾介绍:陈里,1958年生,河南镇平人,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陕西省委党校客座教授、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近年来先后在西北大学学报、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农民犯罪的经济原因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其处置对策》、《信息化时代社会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等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编《领导国学智慧全书》等系列丛书六种。先后从事教育、宣传、纪检工作,并有二十多年的政法工作经历。近年来主要从事国家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农村发展与稳定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 记者:陈厅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首先祝贺您的博士论文专著《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昨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办了该书的首发式并召开了座谈会,大作受到与会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的高度评价。您为什么把中国农民犯罪问题作为您研究的对象?能否结合您20多年的政法工作经历谈谈这个问题?   陈里:谈到这本书,我确实有很多话要说。这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政法工作的经验补充修改而成的。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对我求学、工作和研究成果的肯定,它圆了我的一个梦。 这本书选题的确定与我的出身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出生在秦岭南麓豫西南伏牛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那是一片地无三分平、路无一里直的赤贫土地,上世纪80年代通的路,90年代通的电。祖辈们没有上学的机会,父亲也仅仅读到三年级便辍学回家务农。对于农民的贫困我从小就亲身感受,这种贫困不单单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作为一个初中毕业就因历史原因
法制电视节目工作委员会2019年度理事会暨第四届法治影视剧制播峰会

法制电视节目工作委员会2019年度理事会暨第四届法治影视剧制播峰会

活动讲座
      在第四届法治影视剧制播峰会暨法制电视节目工作委员会2019年度理事会上的讲话 陈 里 尊敬的各位领导、法制电视节目委员会理事,各位佳宾,大家上午好: 春花醉客,江潮迎宾。2019法治影视剧制播峰会暨法制电视节目工作委员会年度理事会在美丽的海宁举办,这是法制电视节目人一次交流的盛会,也是法制节目一场春天的盛宴。在这里,首先允许我向参加会议的诸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这次盛会的举办方和为此付出辛勤工作的各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同时预祝峰会和理事会圆满成功!      春风拂面,海洪宁静。海宁市人杰地灵,王国维、徐志摩、金庸、蒋百里、穆旦等大家频出,素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又是名扬四海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皮革之都。作为会议的永久举办地,每年春风和煦,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实在是一段法制影视春天的佳话。   春意盎然,万紫千红。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时代,我们欣喜地看见,法制电视节目在经历早期繁荣、十多年的沉寂,如今重返春天!有数据表明,今年的卫视平台与视频网站平台虽有较大差异,但主推内容均包含法制题材作品,第二季度的待播片单中,法制题材作品分别占台播剧份额的21%、网播剧份额的31%。情节强、节奏快、高烧脑的法制题材曾经遍地开花,但众所周知, 2004年4月以后,法制题材节目退出黄金档、安排在晚间11点之后播出,送审的相关剧目,在批准、立项环节被压缩了40%。法制题材节目一时间成了昨日黄花!   其实,作为多年从事全国政法题材新闻宣传工作者,我一直认为法制题材是现实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部门也一直倡导、支持此类题材作品的创作与播出。限制只限于涉及纯案件、展现犯罪过程、暴露侦破手段、有血腥暴力内容的法制电视节目。只是广泛认可

陈里:走向希望

媒体报道
        第一次见面,陈里推给我一大摞书,高到足可以遮挡住我的视线,书都是他写的,最多的主题是关于“三农”问题和社会管理创新。虽然,他是“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也是管理学博士,但业余时间,做如此多的思考与总结,却也是情怀使然。看到他编辑的《城市致命危险中的生存法则》,让我很意外,他坦言,只是觉得,这些‘生活小事’,却也是百姓生命中‘天大的事’。”           看得出,他对普通民众有着天然的悲悯之情。 在陕西公安厅当了 7 年副厅长,他的上访接待率和息访率高达 100%,经常有上访群众给他送来锦旗,他说,“群众在哪,我们的工作就要在哪”。所以,常听老百姓评价陈里,“是一个知道人间冷暖的官员”。         陈里喜欢互联网开放的空间下那些自由的表达,也正因如此,他总会不由自主地被卷入舆论的漩涡,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爱管闲事”。创立“待用公益”、自费邀请农民工吃饭,助力华山万人滞留事件的及时解决,解救轻生母子……哪一个都非其职责所辖,但哪一个又都事关生存与生命,他坦言,“总是无法让自己置身事外。”身处发展与矛盾并存的年代,他不甘于只做一个保守的管理者,他敢于迎接时代的变革,敢于放开自我去尝试更多新的角色和机遇,在微博刚刚兴起的年代,他敢于实名认证,并成为最早“微博问政”的官员之一,也是领导干部中,第一个粉丝逾千万的大 V。         陈里的微博曾连续 6 年获得人民网统计的“年度十大微博人物”,并在新浪“十大公职人员微博”中排名第一。各大主流媒体从不同角度解读陈里,求是杂志社内参还曾以《“陈里现象”为啥这么热》为题进行分析。在调任北京工作后,他更加关注网络舆情工作,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讲授“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网络舆情的引导和处置。”同时,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他也将自己的思考和经验,全部倾囊传递给年轻学者

陈里: 三治融合走好乡村善治之路

媒体报道
2019年3月23日,清华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沙龙第二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功举办。本次沙龙由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主持,邀请到三农专家、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原主任陈里博士进行了“三治融合走好乡村善治之路”的主题分享。                                                      沙龙现场邓国胜(主持人):乡村振兴战略是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期我国重大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2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8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阶段性谋划,分别明确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是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据。2019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抓实建强基层党组织,整顿
陈里:深度贫困地区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脱贫之路

陈里:深度贫困地区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脱贫之路

三农观察
日前,人民网刊登了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原主任陈里的文章《深度贫困地区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脱贫之路》,全文摘录如下:  陈里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原主任     要实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2020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在解决“深度贫困”所带来的问题及产生的影响。我认为,要摆脱“深度贫困”这个问题的束缚,需要激活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推进深度贫困地区逐步、稳步的脱贫,从深度贫困地区的自身努力与外在扶持现结合,以“自力扶贫”与“智力扶贫”为主要手段,促进深度贫困地区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可持续脱贫之路。 第一步是“自力扶贫”。扶贫先扶“自”。扶“自”就是帮助贫困群众建设自力、自强的脱贫斗志与勇气。通过在知识上、技术上、思想上的帮扶,提高他们的自主脱贫致富的素养。假如不能够让贫困群众的自主脱贫能力提升,也就难以谈及其它的脱贫手段与方式。从哲学上来说,内因决定外因,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而,在各方条件都支援的情况下,暂时脱贫了,但如果外部支援没有了,再次返贫,脱贫摘帽的目的也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还是必须从基础抓起,从人的自力能力抓起,通过“自力扶贫”,激发贫困群众及地区的创新创造活力,让滋生贫困的各种“陋习”没有落地生根的土壤。 此外,“自力扶贫”也能把从事繁重扶贫工作的干部从“忙”中解脱出来,提高扶贫的效率,给那些战斗在扶贫工作第一线的干部减压。随着扶贫攻坚任务落实时间的临近,在摘帽目标的高压之下,一些地方的干部常常是没日没夜的工作,吃不好睡不着,但群众却不一定满意,对于各项扶贫政策的落实效率也不高。我认为,除了干部帮
陈里:拿下形式主义“紧箍咒” 释放实干兴业“洪荒力”

陈里:拿下形式主义“紧箍咒” 释放实干兴业“洪荒力”

社会治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 。本文就这一主题,阐述了基层负担过重的现象,将基层减负与摒弃形式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对如何进行减负提出了具体措施和建议。         近日,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聚焦“四个着力”,提出了务实管用的相关举措,体现了中央对基层干部的深切关爱,旨在为基层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一石掀起千层浪,《通知》在基层干部中引发极大反响。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笔者曾先后到16个省市调研、讲课,在与广大基层干部交流中,常能听到基层同志反映负担太重,其中耗费大量精力,占用大量时间的往往不是主职工作,而是重“迹”不重“绩”、 用“新”不用“心”的种种检查考核。其中主要集中在上级和同级部门的考核过多、过勤、过繁,评分又过度追求民众的打分、评价、反馈。群众没反馈不行,有反馈不好不能过!过于繁琐的考核绑架了基层干部,群众,一些吹毛求疵的考评和重责,也伤透了一部分基层干部的心,让群众哗然。滥用信息化严重,特别是微信圈公务、第三方评估群众满意度等带着技术专权的检查考核,基层干部只好为避免被责而想尽对策斗智斗勇,耗时费力,让他们深恶痛绝、又深陷其中,成为了困扰干部的“紧箍咒”。       看是形式主义的新表现,实则顽疾复生的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 明白了根源,就好靶向治疗、对症下药。        就产生的根源来看,形成个别部门形式主义的不外乎三条:一是名利思想出怪,造锦添花要政绩。主要表现在于任务分解层层加码以示重视,报表设置繁细便于出效果,做足表面文章,让基层抠破头,政绩式部署任务; 二是惰懒作风作祟,庸政怠政避责任。主要表现为当甩手掌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