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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陈里:预防农民犯罪 构建和谐社会

 

陈里:预防农民犯罪 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方筱筠  摄像 孟繁杰  制作 郑佳丽

嘉宾介绍:陈里,1958年生,河南镇平人,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陕西省委党校客座教授、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近年来先后在西北大学学报、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农民犯罪的经济原因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其处置对策》、《信息化时代社会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等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编《领导国学智慧全书》等系列丛书六种。先后从事教育、宣传、纪检工作,并有二十多年的政法工作经历。近年来主要从事国家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农村发展与稳定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

记者:陈厅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首先祝贺您的博士论文专著《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昨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办了该书的首发式并召开了座谈会,大作受到与会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的高度评价。您为什么把中国农民犯罪问题作为您研究的对象?能否结合您20多年的政法工作经历谈谈这个问题?

 

陈里:谈到这本书,我确实有很多话要说。这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政法工作的经验补充修改而成的。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对我求学、工作和研究成果的肯定,它圆了我的一个梦。

这本书选题的确定与我的出身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出生在秦岭南麓豫西南伏牛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那是一片地无三分平、路无一里直的赤贫土地,上世纪80年代通的路,90年代通的电。祖辈们没有上学的机会,父亲也仅仅读到三年级便辍学回家务农。对于农民的贫困我从小就亲身感受,这种贫困不单单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作为一个初中毕业就因历史原因被剥夺了上学权利的农家孩子,加之父母去世早,过早承担了拉扯六个弟妹的家庭责任,求学成了奢望和梦想。我从初中、职高到大学,从“愚公队”的突击队员到走上民办教师的岗位,从内地到新疆,从研究生到博士生,从当上国家公务员到成为省级政法机关的一名领导干部,尽管特殊的年代曾经让我命运多桀、求学之路异常艰辛,但是我很庆幸,很知足,和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我的成长更多地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直接受益者。

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留在了陕西省政法机关工作,一干就是二十一年。工作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案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农民犯罪有关的刑事案件。因为自己是农民出身,始终在不自觉地关注着与农民有关的事情。几年前面临选择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时,最初选择的专业并不是这个,可是深深的农民情结让我无法释怀,我时常陷入沉思: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们的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农民收入比较低,农民素质还亟待提高。我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转型期,农民犯罪案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全部犯罪中比例最大的群体,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稳定。作为弱势群体,农民受到社会上很多人的歧视,他们生活艰辛,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抑制,经济压力成为农民犯罪的驱动力。面对社会进步和社会转型,农民的角色如何转换,农民问题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认为只有通过制度和政策来调整。正是这样的初衷,促使我选择了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专业,希望能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解决农民问题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我的导师当初录取我的时候非常犹豫,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从事政法工作的干部,考农业院校专业不对口。后来我和导师长谈了一次,他了解了我的经历和想法,相信我会读好这门专业,就收我做了他的学生。通过三年的努力,我顺利拿到了学位。应该说,我在博士论文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研究农民犯罪问题,一是因为我是出身农民的政法干部,有农民情结,特别关注农民问题;二是因为“三农”问题的确是一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息息相关,因此我选择了这样一个课题。

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飞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社会管理的问题依然存在。大家都知道,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一个全局出发,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因为它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和谐社会的强烈愿望。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创新社会管理研讨班上谈到,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的任务艰巨繁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中的战略机遇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对我们建立和谐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写这篇论文针对的是农民,分析了农民犯罪的原因,而农民犯罪的原因是和经济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农民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建立农民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面对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基本国情,面对着农村、农业深刻变化的客观现实,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这样一个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认识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在农民,难点在农村。可以说没有农民和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所以我认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记者:农民犯罪在我国刑事犯罪中占有很大比例,与农民犯罪相关的社会问题也相当复杂,请问您在研究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么?

陈里:我从事政法工作多年,特别是在做博士论文的研究过程中,更加注意收集一些典型案例,当看到涉及农民犯罪的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例时,一股沉重总萦绕在心头。很多案件的起因在大多数人眼中算不上什么,却现实地成为农民犯罪的主要动因。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犯罪的比例也逐步提升。我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具有农民户籍,身份是农民的人群。他们现在可能在农村,也可能在城市,年龄小的十四五岁,大的一般在三十五岁左右,基本上是年轻人居多,而且是外出打工者居多。

我研究发现,很多案例都是以侵财为目的的。无论是盗窃、抢劫、杀人,还是一些家庭的婚姻纠纷和邻里纠纷,都和利益密不可分。我从大量司法实践中发现,很多案件并不以犯罪为目的,而是在利益实现的过程中逐步发生的。有一部分案件有明显的犯罪动机,但是还有很多案件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在所有农民犯罪中,经济利益是个核心问题。因此我就从这一点切入研究农民犯罪问题。

在研究中,有很多案件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举一个例子,2006年有一个轰动全国的案子。有个农民的孩子,在家里是个孝子,曾经当过兵,转业后在北京打工。他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用来卖菜谋生,可是三轮车却被城管没收了,在与城管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失手将城管捅死。这个案件引发了很多争论。

这个案子也引发了我的思考。这个青年在家是孝子,在部队是立过功的战士,怎么现在就成了一个杀人犯呢?是谁把他推到杀人犯这条道路上的呢?大量农民工进城确实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压力,但是农民的利益也需要得到保障。很多农民犯罪存在偶然因素,原因就是他的利益被侵害,导致其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这种情况我们经常遇到。

还有一个案例,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贫困的乡村,一个农民的儿子考上了高中,学校离家有几十里的路程,孩子央求爸爸给自己买一辆自行车。这个农民很穷,买不起自行车。但儿子给自己争了光,他想满足儿子这个小小的愿望,就在街上偷了一辆,结果被公安民警抓住了。农民向公安民警求情,说自己甘愿受罚,但是明天是孩子开学的日子,不能让孩子知道自己犯的事。善良的民警被这位父亲的爱所感动,他们拘留了这个农民,把农民偷的自行车还给失主,自己又掏钱买了一辆自行车送给农民的儿子,让孩子骑车去上学。

这个农民犯罪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因为买不起自行车,所以偷了一辆,他虽然知道偷自行车不对,但是他存在侥幸心理,觉得有可能不会被人发现,这样就能满足他儿子的愿望。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会处罚太严重,也许只是拘留几天。权衡了一下利弊,他选择了犯罪。

分析了大量的案件以后,我觉得经济利益是诸多犯罪因素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昨天的座谈会上,很多法学专家都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

记者:您在本书中对我国现阶段农民犯罪发生的机理和原因进行了分析,您研究中最主要的理论创新是什么?

陈里:我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压力—反应模式作为研究工具,并从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层面,以全新的角度去研究农民犯罪的发生机理,全面剖析农民犯罪的经济决策构成。特别是构建了农民犯罪的成本收益模型理论框架,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有效的防范农民犯罪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另外,在分析农民犯罪与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调整经济利益关系来预防农民犯罪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阻断经济压力传导链预防农民犯罪的政策建议。

记者:您在对我国现阶段农民犯罪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压力—反应模式,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模式?

陈里:确立了经济利益与农民犯罪这个研究课题之后,我就寻找一个切入点。我借鉴了生态经济学中著名的压力—反应模式。生态经济学中的压力—反应模式,起初是欧洲研究生态环境恶化与环境保护问题的理论。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压力,于是人类不得不做出反应,提出解决办法。我觉得这种压力—反应模式和农民犯罪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借鉴了这一理论。

记者:刚才您说压力—反应模式也可以运用到农民犯罪的问题中,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一问题?

陈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农村也在发生变化。农民要盖房、要养老、要抚养孩子、要生存致富,这些都给农民带来一定的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是来自经济的压力。农民遇到这些经济压力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应对。这些压力只能靠自己去排解、发泄,农民排解、发泄压力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反应。这个反应分为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消极的那一种,就可能产生犯罪。而通过养殖、种植、勤奋劳动等方法致富,也是转移经济压力的一种模式,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个方面的不如意或者阻力,当阻力严重时,犯罪就成为最快的反应模式。

不是所有人有压力以后都要犯罪,那么哪些人会犯罪,哪些人不会犯罪呢?这就是我建立农民犯罪成本收益模型的动因。在这个模型里,把对农民产生的压力叫压力源,压力源有了之后,压力向农民身上传递,农民要接纳,接纳以后要应对,在应对的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走向犯罪。我建立了一个农民犯罪成本收益模型。很多人犯罪会考虑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犯罪成本包括资金成本、脑力体力劳动成本、时间成本、犯罪风险或者惩罚成本等。犯罪收益则指犯罪人员从事犯罪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有的人衡量之后如果觉得犯罪收益会大于犯罪成本,他就可能选择铤而走险,如果觉得犯罪成本更大,可能就选择不冒风险了。这个模型可以使我们对农民犯罪进行量化分析,它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农民犯罪现象,在这个框架下有很多犯罪可以得到解释。

对于压力—反应模式,举个例子说,有一个农民有鱼塘、果园或者是山林,这是他的生存环境。当这些生存环境受到侵害,比如自然灾害等造成果园或者庄稼欠收,农民的生存出现危机,他就需要把这种压力转移。一种方法是继续创业、贷款经营或者外出打工,这是比较正当的渠道,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可能冒险,发生不法行为,从而转移压力。

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很多农民,受过一定的教育,与老一辈比起来,他们更能接受现代化生活方式,而不愿意一辈子坚守在土地上,因此他们选择外出打工。很多农民并不了解城市的状况,他们进城以后,发现现实与他们之前的愿望相差很远,就会对城市产生一些不满。在打工的过程中,面对天灾人祸、事业婚恋等压力,他们的心理素质较差,承受能力非常低。我在公安机关碰到很多案例,许多农民因为打工拿不到工资,就自杀或者找老板报复甚至行凶。他们索要工资的诉求是正当的,但是报复的方式是不恰当的。

这里涉及农民权利的问题。农民权利一般主要是指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等。这些权利里面农民最直接关心的是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当然政治权利对农民也很重要,这几年我们党和政府对农民村民自治做了许多工作,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农民的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诉讼渠道,没有话语权,就会采取一些极端的反应。

现在农村是386199部队,38就是妇女,61是儿童,99重阳节代表老人,这部分人群最需要得到我们的关注。他们大部分人是受侵害对象,但是他们又可能是实施犯罪的主体。比如说一些孩子,长期没有父母在身边,缺少教育和管理,就容易滋生犯罪,这是很让人揪心的一件事儿。我们应当把农民的民生问题作为头等大事,采取一些优惠政策,解决农民后顾之忧。比如陕西宝鸡的“大社保”模式,现在是全国的典型,它建立在信息化网络之上,所有农民无论在哪儿打工都可以上网看到自己家庭的社会保障情况。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记者:陈厅长,您刚才一直在阐述一个观点,即经济压力是农民犯罪的主要驱动力。那么您认为怎样预防农民犯罪?根据您提出的理论,您认为目前预防和减少农民犯罪有哪些好的措施?

陈里:我提出压力—反应模式,有两个意图。一是我要尽量科学详细地解释农民犯罪的现象,分析他们犯罪的原因;二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预防农民犯罪的根本措施是对导致农民犯罪的压力源进行调试,重新调整经济利益关系,促使有关各方转变对农民关系的内容、方式和渠道,改善与农民的关系,从源头上削减、改良甚至消除施加于农民身上的经济压力。

或者,可以切断经济压力的传导过程。农民犯罪是由多重因素诱发,并经历了一系列传导过程之后最终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措施,从各个角度预防农民犯罪的最终发生。我们可以针对经济压力传导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做工作,在其中任一环节上阻断经济压力的传导,不使经济压力传导到农民身上。

要完善农民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给农民应有的政治地位。通过制度建设来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使村民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参与本村各项事务,真正实现村民自治。

要调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和工农差别。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城乡分割的经济结构,是农民经济压力的重要来源。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消除造成二元经济的制度根源。我国二元经济体制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各项权利的不平等。改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关键是实现城乡权利平等。只有城乡协调发展,才能使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行。

对农民的惠民政策要落到实处。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权益,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源。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农民的土地权益并未受到很好的保护,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地方经济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尊重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十分重要的。

要正确对待农民工。农民工是农民城市化的主要方式。2009年我国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亿,而且还在继续增加。处理好农民工问题,是减轻农民经济压力的重要内容。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工在城市中与城镇居民应享有平等权利。农民为城市和城市工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进入城市是农民按贡献获得权益的实现方式。因此我觉得要给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合法身份,享受城市的现代化生活,真正具有城市的归属感。

农民犯罪还有一个原因,即与个人素质有关。因为很多农民都很穷,但是有的选择抢劫,触犯法律,有的却能够自力更生,打工赚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和个人素质、个人品行有一定关系,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文化素质。

同时,我们还要实行综合治理,多部门协调合作。根据现代社会治安理念,社会治安的重点已经由打击犯罪转变为预防犯罪。综合治理的重点就在于预防犯罪。农村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必须消除和减缓农民犯罪的经济压力。防治农民犯罪必须协调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预防农民犯罪的基础。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从全局出发,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生态化协调发展大格局中,创建农村和谐社会模式,促进“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有效预防农民犯罪,必须提高社会协调和社会控制能力。协调社会关系,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涉及经济压力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全方位预防农民犯罪。

社会管理创新这个课题我一直在关注,我曾经给党校以及高校讲过课,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我们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十六大的时候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这个环节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问题主要来自于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再加上社会上其他一些闲散人员。这部分人群犯罪的可能性更大,就需要加以引导。如果社会管理机制运行不畅,保障不力,没有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就可能导致公安机关一家孤军奋战,管不胜管。

中央今年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改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将会对我国社会稳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必须提升政法机关社会管理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创新的效能。要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努力探索新型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的体制机制,真正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延伸到“两新组织”,即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确保其依法、有序、健康展开活动。

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这本书得到与会学者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们的很多观点开拓了我的视野。我为这本书付出了很多心血,虽然它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我会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改进,特别是预防农民犯罪的对策和政策机制方面,做出更深入的探讨。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我会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继续研究这个课题。

记者:非常感谢陈厅长!您刚才讲述了选择农民犯罪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也谈了一些令人难忘的经历。您在大量的调研基础上,提出了压力—反应模式,并且提出了许多预防农民犯罪的有效措施,这对于预防农民犯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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