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是一本刚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的著作，它的作者，是陕西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当下，官员写书，司空见惯，但这本书，被专家学者另眼相看：“书中充盈着对农民强烈的学术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使这本书具有特别的情感和理性的力量。”他们这样评价。
陈里生长在秦岭南麓豫西北的一个小山村。虽然，他从小山村走到城市，从农村中学走向城市大学，又读了硕士、博士，现在还担任陕西省政法系统的干部，但家乡封闭、贫穷、落后，地无三分平、路无一米直的面貌，生活在那里醇厚、善良的乡亲，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间。他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经过多年的调查、积累，深入研究，终于写出了这篇论文。
在新书出版座谈会上，来自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殿堂或大学的学者们，话题，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农民”。
贾宇（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国内刑法学发达，犯罪学落后，这恰好跟西方相反。刑法学发达意味着对待犯罪问题主要在事后、在惩罚上，犯罪学发达是挖掘犯罪产生的原因，在预防上下工夫。理念是不同的。
陈里的著作提出了鲜明的犯罪学理论观点：经济压力是农民犯罪的驱动力。一般的研究成果会说农民的文化程度低、收入少、法制教育不够，这些都是因素，但经济驱动力才是最重要的。基于这样的思路，他提出了理性、科学的解决途径：切断经济压力的传导过程，不要因经济压力导致犯罪。他所说的预防和惩罚两个方面，惩罚也是目的，在于使得犯罪人感觉到在经济上不合算。只有解决预防的问题、切断压力源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犯罪问题。
陈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在当下学界比较浮躁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研究犯罪学，因为要做很多调研，只是在书斋里拿一个法律文本进行分析是不行的。
但这本书的研究是出于对社会的关怀、对农民的关怀、对事业的关怀，有了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关怀的态度，才能够做好研究工作。作者的视点对我们也有启发。向内看，看中国的问题；向下看，看到基层是怎么回事儿。另外是看到我们社会现象内在的机制。在法学界有这样一种情况，对中国的问题好像自己是外国人一样，分析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批评一番，提出一点方案，这当然对制度建设有一点益处，但是仍然感觉到不够深刻。对中国的当代问题、普遍问题、重大问题来进行研究，这值得每个做研究的人思考。
这本书提供了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对我们很有启发。农民犯罪的问题，需要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手段综合解决。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依赖于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和解决问题都非常重要。
史卫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我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作者政治思维非常强，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从犯罪的角度关注了中国农村的组织形态。从这一角度解决可能影响农民犯罪的因素，开辟了一个很好的视角。第二，关注权利。明确提出农民政治权利低、保障权利低的问题。第三，关注农民的参与。农民对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参与不足，可能是导致农民走上犯罪或者走上极端道路的因素之一。第四，用很大的篇幅讨论“怎么办”的问题，通过模型推演形成了一些对策，很有价值。
我建议这本书在未来做一些修改或者补充，如新“三农”政策对犯罪率是否有影响？能不能采用全国的数据？
张宝文（原农业部副部长、西北农业大学校长）：
我国农村人口还占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农村、农业深刻变化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在农民，难点在农村，可以说没有农民和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
作为一个农业工作者，我想说，“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的关键是收入问题。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1978年人均纯收入133.5元，2010年是5919元，改革开放30年的确提高得很快。但是，增收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现在农村受经营成本上升的影响，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是在拉大，去年是3.33：1，农民收入和城市相比较绝对值相差是12000元，仍然还是相差比较远的。
陈里在他的书里用压力反应模式作为研究工具，进行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以全新的角度去研究农民犯罪的发生机理，全面剖析农民犯罪的经济决策构成。特别是构建了农民犯罪的成本收益模型理论框架，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有效的防范农民犯罪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在分析农民犯罪与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调整经济利益关系来预防农民犯罪的基本思路，不仅要防患于未然，也要改善城乡二元结构、阻断经济压力传导的政策建议，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我也希望借助大家的影响力、感召力，更加地关注社会管理创新，更加地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研究新问题、探索新思路，特别是提出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