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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公安厅长的“农民观”

5月27日,通过微博,陈里邀请8名农民工在西安吃饭,陈里是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因为这一特殊身份,这件事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有人说他“作秀”,有人向他诘问,也有人为他辩解。

“如果网友们知道我不仅是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而且还是研究‘三农’问题和农民犯罪学的学者,就不会对我请农民工吃饭感到奇怪了。”6月中旬,陈里将他的著作《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分别寄赠给了500多名微博网友。

农民犯罪多因“钱”

《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是陈里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一本书。在中国,研究农民犯罪,多少有点犯忌讳,有网民就质问陈里:“你为什么不研究官员犯罪?为什么偏偏要研究农民犯罪?”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是国内有名的法学专家。他对陈里的著作给予了较高评价。贾宇说:“国内刑法学发达,犯罪学落后,这与西方国家恰好相反。刑法学发达意味着对待犯罪问题主要在事后、在惩罚;犯罪学发达是挖掘犯罪产生的原因,在预防上下功夫,理念是不同的。”

陈里这本书的创新点之一,是提出了“经济压力是诱导农民犯罪的原因”,而预防农民犯罪的根本措施是对经济压力源进行调试,基本思路是阻断经济压力的传导链条。

在陕西省公安厅,陈里分管的工作之一是监所管理。陕西看守所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中,有60%以上是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涉嫌的绝大部分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财产性犯罪,如盗窃、抢劫、诈骗、贩卖人口、因财产纠纷导致的伤害等。在国内,农民罪犯是所有刑事犯罪里最大的群体。

陈里说,因为生活所迫,农民甚至可以顺手牵羊拨萝卜,这类案件占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因为打工拿不到工钱,找老板报复,甚至伤人的也不在少数。“农民跟其他公民一样,也有很多权利,比如肖像权、隐私权等等,但农民最看重的是经济权。农民平时最不关心政治权利,只要他能过日子,谁当国家主席,谁当省长、县长他都没兴趣。但他经济利益受损时,第一个要寻找的就是政治权利,因为他有话要说,说了话要有人听。在这个压力过程中,组织、司法、邻居都可以提供帮助,以阻断经济压力给他带来的后果,让他的犯罪动机停下来。”

农村很多纠纷的起因是邻里间猪吃麦草、羊啃树皮之类小事,不足以到伤人、杀人的地步。农民的诉求,更多的是人情和面子,是为要个说法。但在纠纷发展过程中,农民很可能变换诉讼请求,当他有理得不到申辩,农村人说他“眼子头”,他感到抬不起头来,就会为了要个说法,走上上访路,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而当上访得不到满意答复时,他就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

近年来,农民工犯罪数量也呈迅猛增长之势。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新兴群体,目前大概有2.5亿-3亿人。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停留在都市经济结构的低阶层,其共同特征为“工作不安定,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待遇差,缺乏福利和劳动保护”等等。

农民工有着强烈的“污名认同”意识,认为自己是“次等国民”。这种自卑感来自生活水准的低落与机会的穷陋,以及城里人有意无意的歧视。陈里说,他在微博上看到过一幅照片:在地铁上,一排能坐4个人的座位,只坐了一位女孩,旁边一老一少两位农民工,一个蹲在地上,一个手扶栏杆立着,有座位都不敢坐。

如何善待农民工?陈里提出一个办法:“全国县级以上政府有几千个,如果每一个区县,都在政府设一间‘农民工办公室’,所有与农民工有关的部门,比如公安、劳动、工商、税务、卫生、城管等等,都抽一个人到这儿来。农民工有啥问题,只要找到这里来就能解决,他也不至于走到犯罪路上去。这个措施所产生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会有多高?如果能解决全国3亿农民工的问题,就算拿出10万人来干这件事,也是利大于弊!”

没有私产的农民

目前国内尚缺乏有关界定和保护最基本的农民财产权利(土地、房产和劳动资产的权利)的政策法规。陈里说:“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大的法律,百分之七八十立法都在围绕着城里人。我们能够为城里的狗立法,为鞭炮立法,关于保护农村人财产权利的法有多少?中央发的11个‘一号文件’,能落在实处的有多少?农民工进了城,没有医疗和社会保险,讨薪难,子女受教育难,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城市人什么时候从工资里扣钱修过路、建过校?农村的道路、学校,要不来贷款,农民只好自己凑钱修建。有多少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文化设施?连学校都逃离乡村了……”

在西方国家,不管城市和乡村都有教堂,它是一个文明符号,当地居民的婚丧嫁娶,成人洗礼,唱经忏悔等都在这里进行。陈里认为,中国乡村的学校相当于西方的教堂,是农村最有文明气息的标志。农民在田里耕作,孩子背起书包上学,他就觉得后继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乡村小学拆并,往往几个村没有一所学校,师资留不住,家长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或者干脆让他辍学。乡村小学不断消失是整个中国乡村凋敝的缩影。乡村凋敝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悲哀。

城镇居民的住房等私有财产已经被法律确立并予以保护,农民的住房、宅基地、土地等产权至今未能清晰界定,得不到法律明确有效的保护。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又增加了财产权缺失的经济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是没有私产的人。

陈里曾到山东某个“新农村建设”的先进村参观。整个村子,农民的宅基地本来有几百亩,统一收走让开发商盖高楼了,给农民盖起一溜集体农庄,占地数十亩,房连房,连个院子都没有。陈里私下问农民的感受。农民说:“弄得这是个啥呀?鸡不能养,猪不能养,柴草都没地方放。”

陈里说:“我有个提议:国家应制订法律,首先为农民的宅基地确权,把农民宅基地私有化。城市人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变卖。农民的宅基地私有化后,他就会说:这块地是我的,我不同意,你就不能拆。”

“城镇化”可能把农民拉到沟里

农村经济的衰败是所有问题的放射点。农民靠种地无法在经济上自立,只有向能够提供就业谋生机会的城市迁徙。陈里说:“温总理多次讲: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破。我想加一句:18亿亩耕地也不能荒,荒了更可怕!农民种地赔本,就要外出去打工,把土地撂下,荒草丛生,变成死地了。”

六七亿农民一半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但又没有真正进去,他们被社会边缘化了。他们在建设城市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他们的背后是两三亿个家庭,留守儿童、空壳村、空巢老人等问题相伴而生,前方后方都不安宁。

陈里说:“我们的农民没有太多文化、技术。大批农民进城,加剧了与城里人的矛盾。他们离开农村,不种粮了,变成吃商品粮了。4亿人的粮食,现在7亿人在吃,物价自然就要上来了。他去饭馆吃一碗面要5块钱,一顿饭要吃两碗,一天要吃二三十块钱。要在农村,这够一家人吃两天了,他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陈里在西安询问过来自四川的建筑工,他们每年在这里能赚8万~10万元,自己消费7万元,回家能带回3万元,就很高兴。

陈里认为,“新农村建设”这杆大旗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农村富了,农民就不会出去了,这需要政府还权于农民,以及为农民种地提供足够的补贴,并在耕作环境的环保、优良品种的引进等上面下功夫。“美国苹果二三十块钱一斤,我们的苹果三五块钱一斤,这是谁造成的?”陈里问。如果中国的农产品都能走出国门,在国际上具备强大的竞争力,何愁中国的农民不富?陈里说:“我不反对农民进城,有一技之长,在城市具备自生条件,有固定职业的,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有归属感,家人也为他们高兴。但其他大批缺乏文化、技术水平的农民,他们在农村以种植、养殖为强项,进了城只能掏苦力,让他们回到土地上去,种粮种菜养活自己,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进入城市,物价自然就下来了。”

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是一个方向,但城镇化也有陷阱,太快了,就把农民拉沟里了。有的地方以公共利益的幌子,把农地圈为国有土地,收入大部分归地方财政,另一部分让开发商拿走了,这实际上是圈地运动。农民上了楼,行政权属没变过来,几亿农民变成失地流民,有城市无着落,无回头路,成了边缘化的农民。

陈里说:“一旦把农业变成一种职业而不是社会身份的时候,对农民的歧视就自然而然消退了。城里人也可以种田。富士康去河南种田,他们是农民吗?”

与农民和解难在哪里?

陈里的最新研究项目,是在中国社科院立项的《社会管理创新高端LT》,他是主编。最近,他提出了一个“四轮驱动理论”,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在农村,重点是农民,法治是短板;要保护农民的土地,防止暴力拆迁;要保护农民工合法权利,预防农民犯罪;要做好干群工作,预防乌坎之类事件再发生。

尽管陈里在请农民工吃饭时说“今晚这里没有厅长,只有陈里”,但人们还是无法忽视他的官员身份,正是他的身份,一开始就在微博上引起了诸多敌意猜测和反诘。

农民是我国唯一没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农民的利益诉求不能通畅地表达,农民与社会其他群体的矛盾,往往转化为农民与政府的矛盾,缺乏必要的社会缓冲。因此,在反对歧视农民的呼声中,政府官员往往成为众矢之的。弱势群体的成员会因维护自尊心的需要,对官员产生经常性的强烈愤懑。

5月27日,在应邀来吃泡馍的农民工中,有一位打工妹,她向陈里讲述了自己在沿海某地酒店当服务员,遭遇客人—一位当地官员—侮辱,而自己不卑不亢,平静对待的故事。餐后,陈里将这个故事发到微博,本意是对这位女孩的称赞,但这则故事引起了众多网民的愤怒,纷纷要求人肉这个官员,女孩现在单位的领导也受到了压力。很快,陈里删除了这则微博。

社会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不是专门制定某一项或者某几项针对性的制度,而是涉及整个社会制度体系。当歧视农民变成为固化、内化到社会机体细胞中的特征性制度安排时,除了农民之外的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都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受益者。

在农民的底层地位和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没有改变之前,请农民工吃一顿饭,自然是实现不了农民与政府、农民工与城里人实质性和解的,但它是一次握手,表达了曾是农家子弟的官员陈里对乡亲的情怀,以及愿与农民工平等对话的态度。对这件事情的热烈争论,发生在普通网民之中。陈里的70多万粉丝里,有官员,有微博达人,有利益集团代言人,有公益组织负责人,有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等等。他们平时与陈里有许多互动,但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言,而是顽强地保持沉默。

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就意味着必须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如同经济利益是农民犯罪的驱动力一样,其他社会群体,在缺乏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没有人会想主动与农民和解;恰恰相反,在存在资源竞争而又缺乏调适的前提下,其他社会群体与农民的关系只会更加紧张,社会断裂有可能进一步加深。

陈里提议说:“台湾有农会。我们如果能每个乡镇成立一个农协,受党的领导,政府不与单个农民直接发生联系。农民有什么诉求,告诉农协,由农协出面与基层政权对话。经过这个中介的磨合,很多怨气就会磨合掉,农民可能就不会直接与政府对着干了。”

在这次网络事件中,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底层民众、海外人士给陈里发了私信、手机短信,或给他打电话声援,交流。陈里说:“什么阶层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作为当事人,我要好好总结一下,搞一个舆情分析,提供给有关领导,可能更有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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