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三农专家、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原主任陈里博士分享“三治融合走好乡村善治之路”。 陈里博士专注乡村治理工作很多年，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里博士。
陈里（主讲人）：
谢谢邓主任和各位同仁放弃宝贵的休假时间来给我捧场。大家都知道，去年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讲座之前，我想分享一本书《定位中国：认清我们的时代和时代中的我们》，很多人认为我们处于千年一遇的大变革时代，中国和全世界都处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时期。我国从1982年到现在出台的二十一个中央一号文件都与农业相关（其中1982年至1986年出台五个，2004年到现在出台十六个），由此可知，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为何将乡村治理提到如此高的地步，这就是我今天讲座的主题。
目前我国乡土社会存在十大转变，即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社会关系由呼吸性向陌生性转变，社会空间由地域性向公共性转变，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社会细胞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社会文化由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转变，社会价值由一元性向多元性转变，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失范性转变，社会治理由权威性向碎片性转变。费孝通作为乡村研究的老前辈，从他开始到八十年代的杜润生，再到现在，有许多专家学者都在研究乡村发展。从这十大转变中可以看出，乡村发展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社会转变中的第七个转变（社会文化由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转变）中的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是由英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提出。农耕文化时期都属于长者向晚辈传输思想和文化（前喻文化）。现在则相反，是由晚辈向长辈传输思想和知识（后喻文化）。同龄人之间的知识和思想传递则属于并喻文化。目前来看，同龄人之间的影响已远超长辈对晚辈的影响。同代人之间相互影响是工业化时代的主要特征。当前所处的时代属于后喻文化时期，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例如最近的电视剧《都挺好》表面看都挺好，其实都不好。我们此次讲座就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面临八个关键性问题：
（1）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2）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3）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4）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提升农民精神风貌；（5）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6）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7）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8）坚持党的领导，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其中第五个关键性问题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五个话题，分别为（1）如何理解“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如何形成有效的“三治载体”；（3）激活基层自治的六大要素；（4）三个乡村治理的创新模式；（5）目前乡村治理中亟待突破的八大难题。
基层党组织全程对生产发展、政策引导、自治管理等工作进行“把脉纠偏”，确保政策不走样、措施不偏激、任务能落实。同时，发挥组织优势，整合政策、项目等资源，按照“党员带头、集体参与”的思路，引领群众合力攻坚。
一批以“党建+”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实体不断壮大，众多以党员为代表的优秀人才不断涌现。
第二条线是把“三治融合”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解决了脱贫攻坚和农村综合治理中的诸多难题。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深入开展扫黑除恶、破小案暖民心等活动，社会风气得到了净化；坚持将新民风建设产业技能培训会、贫困户点评会、道德评议会、先进和后进榜“三会两榜”作为农村综合治理的创新性举措，厚植以“诚孝俭勤和”为主要内容的新民风，用“道德评议”激发群众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通过“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重塑农村传统道德体系；切实修订以“村规民约”为主的各类自治制度，约束了一批违规不违法、犯错不犯罪的群众，社会风气不断好转。
第三条线是把积分管理作为攻坚克难的创新之举。
一方面，从完成脱贫任务入手，厘清脱贫指标，把贫困村、贫困户需要解决的事项形成清单，并对应相应的积分，扶贫干部及贫困户“干什么、怎么干”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从产业发展、自主创业、政策知晓、遵纪守法、家庭卫生等多个方面建立正负清单，对村民尤其是贫困户进行日常行为积分，正清单包含厚道实在、孝敬老人等16个项目，负清单包括消极被动、违约违规等30个项目。将积分在村内醒目位置公示，并强化结果运用。
（3）广东清远三个重心下沉
（7）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规范，发挥作用的“留白”较大。
（8）有的地方“智慧治理”成效不明显，“信息孤岛”有待贯通。